宋武帝刘裕与佛教之关系

  宋武帝刘裕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究竟起到何种作用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汤用彤针对刘裕与佛教的关系曾简要地指出两点:一是刘裕虽与僧人多有交游,但是因忙于战事,“未尝奖掖佛法”;二是刘裕篡位时利用僧人制造符瑞,显示其对佛法的重视。王永平对汤“未尝奖掖佛法”之说有所纠偏,认为刘裕对“佛法之弘扬还是有所奖掖的”,其对佛教的一些做法亦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发扬,并影响到了“后继者对佛教文化的政策走向”。但问题在于,在刘裕之前,佛教与帝王关系密切多有先例,为何是刘裕影响到后来的统治者呢?明乎此,需要了解佛教与统治者之间相互策略的选择。

  魏晋南北朝虽然战乱频仍,无年不凶,却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之所以如此,其间各种历史机缘甚多。就佛教自身来说,其向有依附王权的传统,争取王权的支持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一直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东晋释道安“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语,确是发自肺腑。但是,依附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于佛教而言,依附王权是为了弘传佛法;而对被依附者君主们来说,如果是出于信仰,则支持佛教乃自然之事;如果不是出于信仰,那么一定是清楚地认识到支持佛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其中政治利益尤为重要。在实际历史中,君主对佛教的信仰与政治利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这两个因素间的比重间有变化而已。但无论怎样,这是佛教与王权能够建立牢固而长久依附关系的基础。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正是与各政权建立了紧密联系才获得快速发展的。例如,在许多国君的直接支持下,像佛图澄与后赵之石虎、释道安与前秦之苻坚、鸠摩罗什与后秦之姚兴等,北方佛教呈现出阶段性的繁荣。而相关记载显示,这些统治者支持佛教的动力,有较多的信仰因素。虽说不乏政治上的意图,但也只是停留在祈求福佑以及未落实处的有助于政治教化的愿景上而已。同期的南方,佛教与门阀士族的联系显得更为紧密,佛教获得的支持也主要是来自于士族。由于东晋是门阀政治,皇权衰落,故皇室也不过一门阀而已,皇帝中虽然不乏像孝武帝那样的崇信者,但佛教从皇帝那里并不能得到更为特殊的待遇。其时,在南方玄风熏习之下,佛教玄化的义理十分契合士大夫们玄谈的意趣,致使士大夫们与名僧相得甚欢。至于在政治上对佛教有何需求,东晋统治阶层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而强烈的意识。这一点在关于僧人要不要敬王者的争论中即有充分的体现,如有“佞佛”之称的何充在为佛教辩护中,主张朝廷鼓励佛教的理由,无非是“五戒之禁实助王化”“祝必有益”“欲福佑之隆,情无极已”。汉学家许里和指出,这些理由“显得相当薄弱”,佛教能为东晋政权发挥的作用也仅同巫祝而已。

  由此可见,东晋十六国时期,虽然佛教因得政权的支持而获得较大发展,但是无论是北方十六国政权,还是东晋政权,对佛教政治需求的意识都不明确和强烈。故从佛教与政权间的依附关系来看,的确缺乏能够促使这种依附关系更为紧密的关键环节。然而,这种情况到宋武帝刘裕时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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