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廊言官

  明代言官是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包括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和由这些人兼任的巡抚、巡按等,总人数保持在二百人左右,时有缺额,其组织机构为都察院和六科。六科给事中在明代被称为科官,十三道监察御史则被称为道官,合称为“科道官”,也称为“台垣”,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构成明代纠举弹劾、防止官员敷衍公事、违法乱纪的两道交叉防线。给事中和御史的名称,明以前官制中早已出现,到了明代,“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二者的职责虽有区别,但交叉之处很多,加上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台谏合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因而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

  与历代言官相比,明代言官的职权广泛而重要。明太祖建立庞大的监察机构,并赋予在这个机构中行使权力的言官以相当大的(包括监察权而又不止是监察权)权力。本文就明代言官的职权、选任、地位、升黜、作用等作一简要介召:

  明代言官的主要组织机构是都察院和六科。明朝立国之初, 朱元璋鉴于元末吏治腐败倾覆的教训,对台谏官的建设非常重视,洪武十五年,设都察院,与六部尚书分掌的各部共为七大衙门,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是天子耳目,代天子巡按各地,官职虽卑,仅为七品,其权却重。同时, 明太祖又增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 侍从皇帝, 其秩虽也为七品, 但因是近臣,所以也受到朝野重视。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合称为“科道”,皆为言官。“御史为朝廷耳目, 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 明太祖清醒地认识到言官对政治清明所负有的特殊责任。他说:“治国之道, 必通言路, 言犹水也, 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遇, 言塞则上下壅蔽……诸公有所建明, 当备陈之。”“不宜有所隐蔽, 若隐避不言, 相为容默, 既非事君之道, 于己亦有不利”。 基于此认识, 明太祖创设的都察院与六科便出现了独特的职权与地位。

  都察院与六科这两个以台谏著称的机构,在明代既互相渗透,又互不统属。六科主掌献替以政主; 督察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官,自宋以降,台谏职责交叉增多,明代把这一“台谏合一”趋势即加以发展。

  明代言官职权广泛而细致,其中规谏君主和纠劾百司是言官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明代设立言官的目的,就言谏和封驳而言,是驳正皇帝的违误,补救皇帝的疏忽,使皇帝成为万民共仰的尧舜之君,或者至少是能使祖宗创下的帝王基业传承不衰的有德有道之君;从弹劫方面而言,是为了纠举奸恶,以澄清吏治,安全良善。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明代言官在巩固皇权,维护朝纲,纠举官邪,整肃吏治,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实现,是言官通过与皇帝、阁部大臣、宦官、各级地方官吏及民众等群体的互动达到的。明代言官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言官协助皇帝处理诏旨章奏,驳正违失。明代皇帝处理政务,主要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章奏和下达诏旨。六科每天派员至会极门领取皇帝的诏旨和批复的章奏,审核其无误,抄发相关衙门,如有违失,许给事中封驳。

  言官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在明代,广义的言路可以是天下臣民的进言,狭义的言路则专指言官言事。尤其是当国家某方面的治理出现弊端的时候,言官们往往要“条陈时弊”以提醒皇帝与百官。如果发生“主德阙违”,言官更是有责任规谏。若皇帝受蒙蔽而不省,言官们就要“舍身以诤’,不惜批逆鳞、捋虎须。

  言官行使弹幼和纠察之权。在明代,言官对封建国家机构中不法行为有权揭发、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也包括对一切不称职官员的纠察。这是言官的基本职责,“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言官参与官员考核和廷议(廷推)。明代官员的考核分为“外察”和“京察”两种。外察时由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综合考察地方官员为政功过,将“阘茸无能者,起送赴部”, 以定黜陟。京察中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尚书和都御史负责,吏科给事中和河南道掌道御史在考察前咨访被察官员的政绩行止,为考察提供依据。明代言官特别是其领袖还有参与廷议与廷推的权力。即所谓“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鞠,六掌科皆预焉”,“有大政,(御史)集阙廷予议焉”。言官以正、从七品的低品秩参与议政,往往能牵制高级官僚,以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

  言官巡历与当差。在明代,都御史提督各道,监察御史巡按各地,给事中也有随时被派出的可能与机会。所谓巡历,包括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了解民情,也包括遇到重大变乱,由都御史带衔,或由其他大臣加都御史衔出巡(即所谓巡抚)。巡抚除负有监察之责外,更重要的是皇帝特别任命他的行政权,而巡按一职则以监察为主。

  由于言官对明代政治的特殊作用,明代对言官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官必须忠于皇帝。忠于皇帝是一切封建官吏都要具备的政治条件,而担任言官之职者,忠于皇帝尤为重要。言官要“贤”,即要有较高的伦理道德修养。言官要气节刚直,为官正派。选任言官“当用清瑾介直之士,清则无欲,瑾则无忽,介直则敢言”。其次,言官要具备突出的学识才干。既要有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又要有渊博的文化知识,要“器识远大,学问该博”,通古今,善文章。第三,言官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明代言官一般都有基层任职的经历,熟悉民情,而且积累有仕途经验。第四,言官大多年富力强,出身合格。选拔言官的年龄,明初没有定制,到成化、弘治时,有了具体年龄要求,定为选30岁以上至50岁以下者,其中由庶吉士入选的可年龄轻一点,25岁也可,目的是以其年富力强来保证这支队伍的干练。同时,对他们的出身也有明确的要求,规定不选用那些吏行出身者。还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凡“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此外,言官尚须具备一定的风度。如给事中为内侍之臣,出入宫廷,外察百官,钦差南北,在某种程度上是封建官僚的象征,所以要“姿貌雄伟”,仪表人才,声音洪亮。

  在选任言官的方式方面,明代也有一套成熟完备的做法,据《明史.选举三》记载,有荐举、初授、改授和考选等,自正统以后,考选成为主要形式。总体上说,明代言官选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这是明代选录言官的主要方式,其目的是从具备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中选举人才。录用的范围,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其次是通过推荐录用。明初百废待兴,许多机制还不完善,故以推荐方式录用言官,以补科举渠道选拔人才之不足。随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推荐录用的方式于仁宣以后逐渐停搁不用。其三是封授,也称特简,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种方式平时采用不多,特授的条件也无成法,主要看皇帝个人的意愿。其四为廷推,即朝廷重臣参与讨论,并集体推荐,由皇帝决定的方式。言官的主要长官,如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等,一般情况下,均由廷推这一途径选拔。

  在明代言官的组成人员中,左、右都御史与朝廷最高品长官同级,被视为朝廷高级官员,其位高权重自不必说。一般言官,论品秩确实不高,一般为七品,但其政治地位却很突出,超于品秩,常常并肩于九卿之列,职事朝廷大政,因而,能当选为言官就被群臣视为殊荣。具体而言,明代言官具有的种种特权和待遇休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有接近皇帝的权力和机会。明初,六科给事中与翰林院、尚宝司官“常朝俱在奉天门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在封建社会,能够侍奉于皇帝左右,是及其重要的政治待遇,一般朝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其二,在朝廷重要礼仪场所,位次排列远比同品秩官员要前,显示出他们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大臣上朝,一般按品秩排位次,以体现其地位与权力的尊卑大小,但永乐以后,七品言官开始排列于五品郎中之上。其三,参与权力核心。《明史》载:“天下事惟辅臣得议,惟谏官得言。谏官虽卑,与辅臣等。”也就是说,科臣与阁臣一样,具有参与最高决策圈活动并提出建议的权力,甚至有反驳权,这是一般官员所不具备的。其四,在官场一般礼节上,职位高、品秩上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其五,言官在经济上也有不少特权,他们享有与四品官员一样的优免田赋的待遇。

  明代对言官的考核归属于都察院和吏部。考核分为两种,一为考满,即对任官年资届满者进行考核,并且分为三个阶段,三年一考。三年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考核后根据任职表现,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类,并“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二为考察,言官按京官例,六年一考察,亦称京察。明代言官的升迁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定期考核升迁,方法和要求如前所述。其次是以特擢方式升迁,这是由皇帝以非常规方式提拔重要言官的方式,一般都由皇帝特旨。大凡因朝廷需要,或因逢皇帝登极大婚、生日、生子、平乱等喜庆之事,或因言官上疏言事堪合圣意等情况,言官都有被特擢的机会。再次是通过嘉勉劳、功而升迁。在明代,朝臣因奉命出使外国或少数民族地区而提拔的,叫“劳升”;在执行守边御敌、平息地方叛逆、暴动、督修工程等任务中,建有功绩而提拔的为“功升”。

  对于言官的处罚,种类繁多。轻者夺俸一月、三月、一年以至三年不等;再者外贬,被降为州县同知、判官、县丞 ,驿丞等;又再者令其致仕、闲住。言官受到这些处罚,还算是幸运的,重者谪戍边卫,或夺官为民,或逮下诏狱,或当堂廷杖,甚至于酷刑之下丧命等。明代对言官制定的这些处罚措施,有相当的约束力,它对于促使言官勤勉供职、秉公行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对言官的随意责罚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言官中造成了“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的局面,言官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特别是明初的统治者极其重视言官的作用,为此发展和完善了言官组织,建立了历史上最完备的言官体系,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在选任言官方面固本清源,努力以高标准获取高素质的言官队伍,给秩低位尊的言官以广泛的升迁机会,其目的就是发挥言官的监控作用,维护和制衡皇权,监督行政权力,监察军队和军事事务,调节经济关系,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维护皇权是明代言官的首要职责和作用所在。其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监督、制衡皇权,规谏君德,还包括监察六部、内阁,特别是制约相权,反对权臣专擅,以及抑制打击宦官,防止宦官为乱。

  澄清吏治是言官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明初统治者鉴于元亡之失,用严刑峻法痛剿贪官污吏,并赋予言官“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兴利去害,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以及“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等职权。在皇帝的威压和言官的尽职尽责下,明初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吏治清明,风气醇厚。然而,作为封建国家政体,明代吏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贪赃枉法、权贵贪虐、仕途混乱、裙带盘错、冗官漫曹、纲纪废弛、士风腐糜等封建社会吏治的通病。“士习邪正,系世道污隆”,这种病状在明中后期以后潜滋暗长,愈演愈烈,对封建社会肌体产生了严重的腐蚀,败坏了社会风气,激化了社会矛盾,对封建国家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谏臣之职,在纠愚弼违”,对此一部分正直的言官痛心疾首,他们不愿坐视不管,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不避权贵,毫不手软地惩治贪官污吏,力尽所能澄清吏治,履行着言官充当封建国家“去污剂”的政治功能。

  言官作为监察官员,其行政行为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察,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加大了对官员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有效地限制了官员专权、结党,这对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制度对贪污、渎职行为的弹劾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 ,但是至少可以对防止腐败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言官的进谏还能减少决策失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监督朝廷决策,这一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朝廷决策的失误,防患于未然,降低行政成本。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