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节俭而后丰” ——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这400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与农村劳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市场相联系;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说明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还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干涉与阻挠,并以中国商人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反证。

  布罗代尔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总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说:“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他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他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我很赞成上述三位前辈的见解。明清时代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至于有没有市场经济,恐怕还有不同意见吧。我认为,至少在晚明的江南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说:“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与这种早期工业化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品牌与商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声誉鹊起,逐渐形成若干优质品牌与商标。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这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这便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顺治十六年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门口刻石立碑——《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谓“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一事做出裁决,在衙门口公示,“商贾贸易布匹,唯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金三阳字号历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因此,宣布禁止这种“奸徒伎俩”,“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通混冒”。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兴旺,奸商假冒活动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乾隆元年重申禁令,说明假冒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显然,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张海英教授的新著《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2019.5),从商书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市场经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了先前对于商人与商业的固有偏见。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商书研究的视角扩大到与商业有关的其他文献。一类是日用类书(亦即所谓“万宝全书”)中有关商业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中的“商旅门”“民用门”等,《新刻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的“算法门”“体式门”等。另一类是有关商业的手抄本。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经营典当、钱庄、布业、木业、盐业等各行各业,既有商业实践,又有文化修养,编撰了数量可观的商书。这些商书大多没有刊刻出版,仅作为手抄本流传于世。书中记录了水陆路程、市场信息、买卖规则、行业规范、风土人情、经营技巧、商业道德等,其研究价值或许为正式出版物所不及。这一点已经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证实。

  张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所能搜集到的六十多种商书作整体性的研究,涉及商书出现与流布的社会背景,商书与商业政策、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所反映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等等。对我而言,阅读这本书稿所获得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

  商人群体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凸显,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昭示,历史已经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诚如作者所说:“从明中叶开始,社会各阶层对商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士人们讲究实际,并不以‘谋利事功’为可耻。在徽州,人们更把商贾说成是徽州的 ‘第一等生业’,徽州许多人‘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章当六籍’。以至于民俗中‘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总之,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对商人和经商的宽容,使得社会上弃儒从商、弃农从商以及士商渗透渐成风气,从商者愈来愈众,极大地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商帮的出现,使得明清时期的商书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他们的需要成为商书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需求。以市场导向为主要宗旨的书商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纷纷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经商经验知识的小册子以及程图路引等,于是专门讲授各类从商之道及专业知识的商书应运而生。”

  商帮的经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携带巨资前来收购优质棉布,是棉布业市场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丝绸业市场更是如此,闻名海内外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一日贸易数万金”,“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以濮绸闻名的濮院镇,“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麕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如此巨额的长途贩运,其风险可想而知。商书除了提示便捷的路径,还会告诫沿途注意事项。

  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天下)水陆路程》第七卷,专门指引最为繁忙的苏州至松江、苏州至湖州、嘉兴至松江等水运路程,小标题是“苏松二府至各处水”,下面有两行小字夹注:“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意思是说,这条水路是棉布客商的必经之路,除了标明自苏州至吴江、平望、王江泾等各处码头的距离,还特地说明沿途的风险:“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至上海,由泖湖东去黄浦,为外河,有潮、盗之防”;“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昆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沙船,怕风防潮。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过客无风、盗之念,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防。”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透露这样的信息:当年苏州、松江一带各地商帮云集,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优质产品运销到全国各地,业务繁忙。《水陆路程》作为商书,责无旁贷地提醒客商,注意选择安全的行商途径。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当时的市场经济规模不可小觑,吴中孚《商贾便览》记载了20个省252个府州总共1800多种商品,其中包括140多种新品种,还记载了日本、高丽、安息、波斯、缅甸、交趾以及大小西洋诸国的70多种商品。要应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此巨额的物流,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势必寸步难行,商书不可或缺的价值由此显露无疑。

  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准许百姓出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政府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置海关,征收进出口税,使得私贩贸易转化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的高潮。在贸易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始终处于逆差(入超)的地位,中国始终处于顺差(出超)的地位。于是乎,源源不断的白银货币,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入中国。在货币的银本位时代,这种白银货币是可以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这使得中国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识别这些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含银量),也成为商书无法回避的难题。《商贾便览》的“辨银要谱”一节,有《辨银则例》《辨银名色》《辨银增要》等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介绍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之洋钱(西洋银元)”。《贸易须知》提醒商人:“近来江浙等省通用洋钿(即洋钱),有光毛真假之分,与看银之法同而不同。此系钱业专门,外行未必习此。凡收洋钱,务请内教人仔细看明,切勿大意,致有吃亏。洋价照市,或申或否;进出找钱,看货价之多寡,总宜细心合算,勿使有错,转受买主批评。”商书与时俱进地为商人们打开了国际眼界,许多商人成为外贸人才,商书功不可没。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商人群体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日益注重商业伦理,讲求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诚实无欺、重恩守信,为传统道德赋予了时代特色:这是商书的共同特征,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客商一览醒迷》说:“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节俭而后丰”;“处人和则无争,家和则治强,四海和则万邦宁”;“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等书都提及买卖交易要讲诚信:“好歹莫瞒牙侩,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也。”《贸易须知》说:“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这样的商业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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