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3】

  1963 年,如日中天的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雄心勃勃地进入历史教学领域,用年鉴学派的方法为法国16 岁到18 岁的中学生编写了一部教材,即《文明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 埃马尔语)。要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认为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工厂、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这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斗史或历史事件之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可以说,为了这部部头不算小的“小”书,布罗代尔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然而,就一本教科书而言,《文明史》无疑失败了。其表面的理由,如同时代法国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在前言中批评的那样:“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一句话,这部教材难懂难教。表面上看,确实如此。《文明史》计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 章。上编“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中编“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下编“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全书富于理论性,涉及面甚广,以集约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大文明,并在不少地方提出了独立见解。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法国教育界内部的斗争。用埃马尔在《布罗代尔教授历史》中的话:“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在尖端史学领域,布罗代尔取得了巨大成功,蜚声国内外,但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面对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体制,他肯定无疑地失败了:历史教学恢复了从1914 年、继而从1939 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文明史》在 1970 年就被悄悄地从销售目录中拿掉了,甚至未能入选教师用书。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史》却又取得了很大成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著作。对这部书的价值,出版方有充分的理解。在隔上几年就予以重印的同时,出版者一直恳求作者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布罗代尔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作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这部书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66 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供大学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袖珍本,以后又不断重版。再后,英、德等西方文本问世。遥远的东方,也有了日文和中文译本。学界公认,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文明史》为人们呈现了一部世界史,一部不同于《地中海史》的世界史,其目的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用莫里斯· 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鸿篇巨制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简言之,一部不成功的教科书蝶化为一部不朽名著,对世界各地产生着影响。

  说到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与布罗代尔相似的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夏曾佑,他曾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今人评价它为“20 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这部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出版,民国时期广为人关注,时至今天仍在重印,不过读者群已主要不是中学生。以新的史学方法撰写中学教科书的还有顾颉刚。顾氏认为,1922 年,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是层累地造成的: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2 年,他以此在当时中国可谓全新的观点为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书成后印行160 万册,却因所谓“非圣无法”遭到学术界以外各种势力的反对,后者认为这一历史教材竟然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教材,应当取缔,同时还要对出版商予以重罚。商务印书馆因此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历经周折方平息风波。就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史教科书而言,布罗代尔的这部《文明史》与顾氏那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遭受失败的厄运,尽管因国情不同没有后者那种磨难。布罗代尔有言:“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布罗代尔至死都在坚持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观点。“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莫里斯·埃马尔语)

  翻译《文明史》,是在跨入21 世纪后不久,应斯时在北京贝贝特主事的呼延华兄之约着手进行。译事本拟由翻译过多部法国史名著的老友冯棠先生主要担当,但他因杂务缠身,再兼呼延兄在时间上要求较紧,他只愿承担其中一部分;不幸的是,刚刚完成所承译的那些部分的初稿,未及汇总通校通改,冯先生即沉疴复发,没有能够见到中译本问世即告别人寰,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无法忘怀的痛。

  为了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为了向布罗代尔这位我最为尊敬的西方史学大师致敬,也为了布氏这部堪称经典的“小”书,我勉为其难,承担起译著出版前的各种杂事:逐字逐句校改全书,统一译名和文字风格,补译部分内容,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添加一些译注,甚而包括部分编辑工作。法文水平不够,勤查勤问;知识有盲点,同样靠勤查勤问。七八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挥汗如雨,以满腔的热情与罕见的酷暑抗争。翻烂了两部字典,一部法文,一部英文;翻烂了两部西文原书,一部法文原版(Flammarion,1987 年),一部英文译本(Penguin Group,1993)。英译本是托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刘东先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亚马逊购买的。应当承认,校改译稿,大量参照了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的英译本,部分章节,也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不过,所有译稿均据法文原版改定,英译本与法文原版不一之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亦以后者为准。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2003 年12 月中译本正式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广泛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如李公明、蔡天新等郑重推介这部书;一些专业史学网站刊载相关评论文章;也有一些文章专门对这部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如罗珍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李宗奇的《略论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与历史教学》等。搜索网站,可以看到大量相当有水平的评论,如朱正琳认为“关于文明或文化,布罗代尔有一个独到的概念,指向他所谓的‘长时段的历史’。他拒绝了‘历史哲学的概括’,而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最简单地说,‘这个定义里有三个起作用的因素:具有边界的文化区域、借鉴和抵制’。他认为只有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而‘所谓恰当是指易于用来观察,而且足以排除任何价值判断’。这本《文明史纲》(上一版中译本用名),可看作这个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以为,读它会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时下被滥用的文明(或文化)一词的理解”。

  网民“性情中老虎”称赞此书是“了解过去与现在的一把钥匙”。也有人感叹,这样一部写给法国16 岁到18 岁的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一部探讨文明问题的教材,实已成为学术上的经典著作。“能用这本书作教材的法国中学生是幸福的”。当然,幸福是相对的。没有相当扎实的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基础,想读通这部书不会那么容易。正因如此,许多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慨叹,法国的一部高中教材,让他们望而生畏。不过,历史系学生畏惧,并没有令其他学科的读者却步。或许与本书的主题即文明相关,不少文化学者大量引用它。更为奇特的是,不少大学的建筑系把它列为学生参考书。如一本《建筑学新生专业入门指南》这样写道:“读历史不能指望一些电视节目解决问题,历史这门学科包含太多东西,需要沉下来认真读些书——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这样的大砖头可能比较难读(不过也物有所值),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那几本相对轻松愉快。”还有一个让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现象,即几乎全国省份的高考历史练习题或试题中,都有用布罗代尔《文明史》做题干的选择题或者简答题。与此相应,产生了许多与此书相关的课件或解读。这在无形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2003 年年底,《文明史》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译本当时取名《文明史纲》。这一译名是据法文本原著和英译本书名结合而成。而今选择“文明史”一名,主要是应出版方的要求,意在求新求异,其依据主要是梅因的英译本。实际上,法文原版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直译当为“文明语法”或“文明释义”,更为中国化且较为准确的译名或许当为“文明史教程”或“文明史基础”。

  相较上一版中文版《文明史纲》,《文明史》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地方。首先,前者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87 年版,现在依据的Flammarion 1993 年版。两版均系在作者身后问世,但新版除对上一中文版个别错误进行修订之外,还在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五章后补充了布罗代尔1966 年撰写的附言(这些新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张文英补译),反映了作者在本书1963 年初版后作者对世界文明问题新的认识。如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后附言重点谈中苏冲突后的两个突出事件,一是中国爆发,一是中法建交。而今适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读此别有意义。第十九章“欧洲的统一”后除1966 年附言外,另附作者之子保罗· 布罗代尔记录的布罗代尔1981 年在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就欧洲统一问题所作的演讲,涉及人文科学与历史学作用问题,弥足珍贵。其次,利用此次重版之机,我们对原译稿进行了再度加工,除润饰文字外,厘正了上版遗留的不少错误,包括把原译“上编 文明史纲”改译作“上编 文明释义”,使之更贴近作者原意。最后,根据世界形势新的变化(旧译《文明史纲》出版至今已十年有余,尤其是借助于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我们对上版注释作了订正补充,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校改工作主要由本人承担。因能力所限,译稿中仍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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