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人文大师丨是的他的名字叫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外科医生的女儿。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并于1946年顺利进入高师学习哲学。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

  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

  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

  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

  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

  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 [1]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 [1],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十足的学术论著,甫经出版即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由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于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80年代为止,《词与物》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评论意见几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称颂,就是愤然声讨,两造的领军人物也个个了得: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的机关杂志也连续发表批驳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们同似乎该不共戴天的人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虽然进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对这一点上,两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这一方的阵容也毫不逊色:冈奎莱姆拍案而起,他于1967年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词与物》的指责,并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福柯所开创的是一条崭新的思想系谱之路,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萨特等所不愿意看到并乐意加以铲除的。

  不管怎样,《词与物》为福柯带来了巨大声望。不久,福柯又一次离开了法国,前往突尼斯大学就任哲学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过了1968年5月运动的风潮。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和行动时期遍及欧洲乃至世界的时期,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福柯投身于其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此后,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现于法国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游行、抗议和请愿书中。

  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国教育行政当局反思旧大学制度的缺陷,并开始策划改革之法。作为实验,1968年10月间,新任教育部长艾德加·富尔决定在巴黎市郊的万森森林兴建一座新大学,它将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实验各种有关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为新学校的哲学系主任。但是,万森很快就陷入无休止的学生罢课、与警察的临街对峙乃至火爆冲突中,福柯的哲学系也在极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在万森两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尽的两年。

  1972年12月2日,对福柯来讲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上了法兰西学院高高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

  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福柯对这部性的观念史寄予厚望,并以务求完美的态度加以雕琢,大纲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终文本与最初计划相差甚大。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可惜的是,作者永远也看不到它出齐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福柯的死使法国上下震惊。共和国总理和教育部长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世界报》、《解放报》、《晨报》、《新观察家》等报刊相继刊发大量纪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纷纷发表纪念文字: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称“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乔治·杜梅泽尔的纪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泪纵横的谈到以前常说的话“我去世时,米歇尔会给我写讣告。”然而,事实无情,颠倒的预言更加使人悲从心来:“米歇尔·福柯弃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东西,不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

  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师长和亲友在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由福柯的学生,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宣读悼文,这段话选自福柯最后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终身追求和奋斗的历程,我也就用这段话来结束这篇为纪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

  “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

  1.艾里蓬 著 《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 马月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

  几天后,一群考生在家长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尤里姆街学校门口查看录取结果。人人神色异常紧张。对于这些在两三年间疯狂投身于学习,把一切都赌在这一天的19至20岁的男孩子们来说,这一天不只是去留的问题,简直是生死关头。饶勒斯、勃鲁姆、赫里欧的形象,于勒·罗曼和让·保罗·萨特的身影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从这一天起将开始自己的社会和知识生涯:成,则名成利就;败,则一无所有。几张长方形自纸贴在门房的窗户上:第一名:雷蒙·韦伊,第二名:居·帕勒玛德,第三名:让克洛德·理查,第四名:保罗·福柯……下面的名字,福柯已无法看清。他欣喜若狂,好在有的是时间了解其他的同届同学,像莫里斯·阿古龙,保罗·维亚拉内克斯,罗贝尔·莫兹,让·克纳波等等,福柯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其中一些人后来对福柯人生道路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秋天,总共38人住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旧楼,它很像法国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女子修道院。六位来自亨利四世学校的“入伍者”把“营房”选在一楼。这是一间长方形屋子,一侧是让·帕蓬,居·德让,居·韦雷,他们从门至窗依次排开;另一侧是罗贝尔·斯特雷,莫里斯·沃兹诺,米歇尔·福柯。

  对米歇尔·福柯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但也是难以忍受的生活开始了。这个男孩孤独、古怪,与其他人的关系很紧张,常常发生争吵。他活得很累,甚至有些病态。很明显,他极不适应学校这种混杂的环境。另外,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思想或政治而言,尤里姆街本身就是一个病发区,是所有最荒谬、最古怪的行为的发源地。因为高师首先要求学生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正因为此,凡是以独树一帜为目的和为了锦绣前程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许多人在三十或四十年后回忆他们的高师生活时不无怨恨和厌恶之感。

  “在学校里,大家都以最丑恶的方式来自我表现”,现任索邦大学教授的让·德普兰说。曾与米歇尔·福柯同宿舍几年的居·德让补充道:“每个人都有神经官能症”。福柯难以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也难以屈从这种寄宿学校的群居方式。一次,他曾对班戈说,在尤里姆街度过的那几年“有时是难以忍受的”。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有在嘲笑别人时才走出孤独。他无情地讥讽别人,并很快以此闻名。他总是嘲弄和挖苦那些他讨厌的同学,给他们起侮辱性的绰号,在大庭广众面前攻击他们,尤其是在大家吃午饭和晚饭的“食堂”里。他与所有人争吵,迁怒于人,全方位地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更强化了他那明显的狂妄自大的本性。他喜欢施展自己特有的才能。因此,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他被视为半疯。许多关于他古怪行为的轶事不胫而走: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他躺在大厅的地上,刚刚用剃须刀划破自己的胸脯。还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在半夜手持匕首追赶一名同学。当他1948年试图自杀时,大部分同学都从这一举动中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他的心理极为脆弱。一位当时十分了解他的人认为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癫狂”。

  入学两年后,福柯便来到圣安娜医院的法国精神病权威让·德莱教授的诊室。这一次是他父亲福柯大夫带他去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精神病机构,也是他第一次接近这条他反复逾越的界线,这条划分“正常人”与“癫狂”、心理健全与精神病的界限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准确。但这难以启齿的经历却给福柯提供了一个令众人羡慕不已的优越条件:在学校医务室,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使他与学校隔绝,给他提供了学习所需的宁静。

  后来,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再次回到这间医务室。以后,他因讲课的关系也回来过,但只是为了居住方便,与病无关。在这期间,他曾几次有过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证实:“福柯一直被自杀念头所困扰”。一次,他问福柯:“你去哪儿?”另一位高师同学吃惊地听到他这样回答:“我去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买根绳子上吊。”校医一方面以医学秘密为托辞,拒绝披露真相,另一方面暗示说:“这些心理障碍来自同性恋的某种失败体验和压力”。事实上,每当福柯夜晚从常常光顾的吸毒场所或同性恋酒吧回来时,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处于消沉、不适和羞于见人的状态。以致艾蒂安大夫不得不经常关照他,以防不测。

  在那个时期,同性恋者的日子很不好过。1950年进入高师的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曾叙述过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的悲惨境遇。“那时,同性恋是耻辱,只能秘密活动”,在那个时代,每个同性恋者都应该在夜生活的阴影中推动白昼所不允许的令人感到缺憾的快感。下面是费尔南戴概括他告别童年时代时的感受:“我猜想:1.我不依赖任何人而独自成长,我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告别童年是精神无限痛苦的根源;3.但也是一个神秘且奇特的选择信号。我怀着既自豪又恐惧的心理加入这层千夫所指的神秘关系之中,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当回想起他在自己的独特“条件”下不惜代价所收集起来的藏书时,他写道:“从1950年起和在以后的十至十五年间,我所搜集的书籍对我仅仅意味着外伤、神经官能症、天生自卑、命运的不幸。

  根据本文所列举的无数病例,我能为自己勾画的形象是一个注定要受苦的下等人。”有多少人是这种压抑狂症的牺牲品?又有多少人不是在欺人,或者自欺?而米歇尔·福柯正是其中之一。许多高师学生只是事后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者,他们说他们只是对他有所怀疑,偶尔也碰到过。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同性恋,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但是所有知道或不知道他的性错乱深层原因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一个情绪不稳、介乎精神病边缘的福柯。所有人也都因这一点对福柯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所具有的难以驱散的兴趣心领神会。

  有人说:“他想弄清那些同私生活和否定发生关系的东西”,也有人说:“他对心理学异乎寻常的关注无疑与他个人身世的因素有关”。还有人说:“当《古典时代疯狂史》出版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与他个人身世分不开。”福柯那时的一位至交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写性。鉴于性在他的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他也定会在著作中给性以中心地位”;他还说:“他的后期著作多少体现了他的伦理观,它的产生经历了一番自我较量。萨特从未写过自己的伦理观,但福柯写了”;他还说:“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追溯古希腊文化,从而打下了自己特有的考古学基础……”。

  简言之,大家都一致认为福柯的著作及其研究本身都扎根于他在高师期间的如此痛苦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福柯的同性恋来解释福柯全部著作,像美国大学某些代表认为所能做到的那样,他们还认为这样就足以使福柯的著作名誉扫地。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萨特在回敬庸俗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话:当然,保罗·瓦莱里是个小资产者,但并非所有的小资产者都是保罗·瓦莱里。我们只是可以发现一个知识设想如何在某种经验中产生,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原始的;一段知识历程是怎样在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被制造出来,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存留在个体或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而是为了以对那些提出以下问题的人们做出讽刺答复的形式,对个体和社会生活进行思考、超越和判断:你们是否确实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否肯定你们的理性、科学观念和你们的感知范畴?

  福柯读过精神病学专家的著作。他同心理学专家们共过事。他本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能是他的同性恋阻碍他走这条路?正如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所说:“这是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时代。医生们继牧师和警察之后,对同性恋的条件作出了判决,由于这一判决来自某种貌似‘科学’的权威,体现出某种慈父般的和蔼,它显得更加准确。每当精神分析学家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幸福的同性恋者’时,我便将这种断言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愈发退缩到我的不幸的意识中。”直至“贱民们”奋起反抗或拒绝的呐喊声响起的那一天。这拒绝的呐喊对福柯来说意味着文学和理论的双重转向,一方面,他对那些描写“叛逆”、“经验限制”、剩余和支出的作家们情有独钟,在阅读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的作品时,在发现“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时,他都会感到心灵的骚动,书中火热的话语锤炼了辩证法和实证性,他曾在《叛逆者序言》中做过描述。

  另一方面,他热衷于从医学的角度对心理学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整体状态进行历史考察。他不是在1981年就说过:“每当我试图进行理论研究时,我总是将它建立在我亲身经历的素材上,即同我所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过程有关的素材。因为我认为在我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接触到的机构中,在我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可以了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骚动和某些机能的障碍,所以我才从事编写——自传的某一片断——工作。”

  福柯的苦恼还可以解释他要出走以逃避让他窒息的绝境的原因:1955年,他出走瑞典便是上述理由的佐证。只是在60年代来临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后,福柯才逐渐摆脱了压抑心情的约束。但在多米尼克·费尔南戴看来,这也许还不够,他曾严厉指责巴特和福柯对他们的同性恋总是闭口不谈,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是非缄默不可。甚至像罗歇·马丹·杜加尔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曾想过躲藏起来,羞于出版一部以同性恋者为主人翁的小说。当然,这种做法是出于一种“合乎情理的谨慎”。巴特却不然。1975年,在《巴特自述》中,他在一个段落中用极其暧昧的口吻谈及了《女神H》:“潜在的倒错欢乐(这里指两个‘H’,即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吸(Haschisch))一直遭到轻蔑”。地道的懦夫!费尔南戴评论道,他对福柯也同样刻薄:“他也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毛病。”事实远非如此。不过,老实讲,对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要他们接受68年后的那代人发动的“文化革命”往往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981年,安德烈·博德里面对轰动一时的“同性恋运动”的战斗精神不知所措,只得停办《阿卡迪亚》杂志,并中止他在1954年发起的同名运动。可《阿卡迪亚》杂志和阿卡迪亚运动曾以其审慎态度、责任心和它称为“尊严感”的东西在三十年间传达着“接纳”同性恋的愿望。这一切都是通过使用假名进行的。我们看到不止一人由于被迫公开向外界说出他们多年严守的秘密而感到惶恐不安。当让保罗·阿隆在弥留之际要求在《新观察家》周刊的头版宣布他患有艾滋病,甚至向公众“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时,我们听到了对这些意识障碍产生的感人反响。当他批评福柯掩饰自己的病症时,同时也是在指责福柯企图拒绝“获得承认”的行为。不过,“这种获得承认”的想法不正是福柯所深恶痛绝的吗?人们可以在福柯后期著作中找到这种“深恶痛绝”的痕迹,尽管他在努力反对说、谈论和让人谈论这些指令,或者拒绝做和少做这样的事,如同人们可以从某一历史视野中和某一理论研究中发现一些日常生活的意外经验一样。

  如果说福柯的同届同学们众口一词,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怪僻和难以相处的福柯的话,那么,他们同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学习勤奋的福柯。他整天埋头读书,读书之余还做卡片,并把它们有条不紊、精心细致地排列在卡片盒里。更有甚者,他想方设法寻找学生们在听柏格森的哲学课时所作的已装订成册的听课笔记。福柯的文化素养、工作能力、广博的兴趣使他在同学们眼里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博览古典哲学著作,当然这是必需的,如柏拉图、康德……还有黑格尔。

  1949年6月,他以黑格尔为题进行了高师的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他攻读马克思的著作,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而后,他又研读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著作。1942年,阿尔方斯·德·瓦朗斯的书出版,通过他的评介,年轻的哲学家们才开始接触到海德格尔的思想。福柯随即潜心学习德语,以期能够阅读原著。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对他至关重要:“我首先阅读黑格尔的书,然后是马克思的,同时也开始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临终前回忆起学生时代,他说:“我至今还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笔记——数量很大——甚至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笔记还要多。海德格尔的著作对我的整个哲学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承认尼采的影响超过了他〔……〕我对尼采的了解远比对海德格尔的多。说读他们俩的书于我是极重要的经验毫不夸张。若没有读海德格尔,我可能就不会读尼采。”实际上,对尼采的激情是稍后才开始的。而那时,他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氏是他偏爱的作者之一,是他喜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也是他最主要的兴趣之一。

  此外,还有克拉夫特·埃宾、玛丽·波拿巴特。福柯格外重视乔治·波利泽的《心理学基础批判》,它影响了整整这一代人。这本书1938年出版,已经绝版,因而高师学生不得不争相传阅唯一一本可供借阅的书。还有一些书对福柯也非常重要,如艾布拉姆·卡丁纳艾布的《个人及其社会》和《社会的心理界限》,书中“基本人格”的概念和关于个人行为与所处文化之间关系的论点启发了福柯后来的思考。福柯同样对玛格丽特·米德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美国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和她的原始社会中两性的分化学说感兴趣,对金西有关性行为的报告也给予关注。

  当然,他还读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后者对福柯的影响非同寻常。福柯还酷爱文学作品,卡夫卡是他那代人狂热崇拜的作家。福柯读卡夫卡德文原版小说以便磨炼自己的德语。他还读福克纳、安德烈·纪德、马塞尔·儒昂多和让·热内的作品。然而,我们应该想象得出热内的小说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和50年代初萨特的长篇评论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在萨特看来,人们已经从马塞尔·普鲁斯特过渡到热内,从作为注定不幸的经历的同性恋过渡到作为某种抗议世俗的选择的同性恋。福柯对萨德的小说推崇备至,以致发展到蔑视那些对萨德不恭的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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