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宣言》:历史、大数据和政治

  这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的作者。2014年10月2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历史学宣言》电子版,并开设了论坛供读者讨论。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出版图书纸质版前将书的电子版发布在互联网上。

  书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学界的热议。不少学者支持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观点。《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将《历史学宣言》称作“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抱持着大历史观,写就了《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极简人类史》等书,他认为:“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的贡献在于,他们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史学如何回归大图景思维的颇有力度的故事,他们要求史学家结合微观史的洞见和大数据的兼容优势。”

  截至2017年3月,作者之一阿米蒂奇的哈佛大学个人网站上,就已列出了近一百五十篇对《历史学宣言》一书的书评、博文、报道、访谈等。日语版、意大利语版、西班牙语版、土耳其语版等多个版本也陆续出版。中文版则于2017年3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布罗代尔被囚禁在德国战俘集中营。成为战俘前,他正在撰写关于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历史的博士论文。在战俘营中,布罗代尔几乎全凭记忆写作。而正是这部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初步显露了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思考和运用。1958年,布罗代尔在为《年鉴》杂志撰写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首次提出“长时段”的概念。年鉴学派和长时段历史观也由此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学宣言》呼吁的正是长时段的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期主义,亦即研究视野仅仅为五十年、十年甚至五年的模式。借用《宣言》的句式,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慨叹:“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

  不过,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强调,这里的长时段不同于布罗代尔的那种长时段。他们称其为“新的长时段”,并且认为这种新的长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活力和灵活性,也更具鉴别能力——这些特点的一大来源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在这个时代,史学家也背负了新的使命:“不仅仅要后顾,更要前瞻。要重新梳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要学会用历史反思未来。”“新的长时段史学家应当学会用历史去批判现实,并恢复史学的本来面目: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是时代的仲裁。

  2014年10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Radio 3 Free Thinking栏目组织了一期主题为“历史和政策”(History and Policy)的讨论,特邀《历史学宣言》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英国保守党议员、历史学家克里斯·斯基德莫尔,“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鲁西·德拉普,以及牛津大学中国政治和历史教授拉纳·米特参与讨论。几位嘉宾在节目中讨论了历史如何以及何时失去了其首席地位、微观史(micro-history)和长时段的运用、新兴技术在处理大数据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微观和宏观、史学家与政策制定等问题。

  在谈及为什么写这部《历史学宣言》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的问题时,阿米蒂奇表示,当今世界事务存在一种“短期主义”危机。世界好像是基于五年或至多是一个选举周期的时间跨度在运行。历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而当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却不会谈及这种视野。“这让历史学家们感到灰心丧气——我相信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这种感受。眼看着这个世界急速堕落,我们意识到,针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能够发话,因此我们站了出来。我们的话语应当推动所有的史学专业人士重获公共领域话语权。”

  比如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很明显,近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科学共识明确指出了气候变化的人为性质,至少过去二百年来是这样的。但这一问题大部分都留给了气候学家解答,然而对于历史上气候变化如何从世界上的某些区域、某些人群以及某些人类行为如工业革命或帝国主义中显现出来,他们却一无所知。而历史学家直到最近才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学家还能引发出很多类似的辩论。这些问题通常被选举政治和短周期给横切了,但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在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中进行思考。“对此,我们既要往回看,也要向前看:往回看,了解气候变化从何而来、谁对此负责;向前看,对于各种可能的未来情形,想象我们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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