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秦者胡?预言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流行过天人感应之说。将皇权神化进而君权神授的一个副产物就是对国家、个人命运的神秘化。《论衡》就说“世谓童谣,荧惑为之,彼言有所见也”,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上天示警,有迹可循的。在秦汉之际,我国历史上预言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种种隐晦的信息夹杂在经典中汇编为纬书,其中的预言部分称为谶语,终整个封建时代,至于今日仍有许多流传于世,今天我就来谈谈中国历史上的这些谶语。

  中国历史上的预言很多,先秦文字记述比较简朴,相关的预言不多。仅有如《国语》称周宣王时有,“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童谣。据说是应在卖这两样东西的夫妇所生的女儿褒姒身上。如果不考虑这则记载出自西周灭亡数百年后,仅从文意来说,这是不是人们理解的神秘预言还值得讨论。檿弧箕服取义猎弓箭袋。宣王虽然号称中兴,但看过《古文观止》的读者可能都知道,有一则大臣劝诫,周宣王不可以计算百姓人数来试图收人头税的《仲山甫谏民不可料》。西周在宣王时就已经出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大败,军事损失很大,周宣王试图通过收人头税的方式来弥补了重建军队。如果从这个大背景来说,有人认为西周可能会亡于使用弓箭的外来侵略,以童谣劝诫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还可以解释为不应沉湎于田猎等娱乐,盖桑木弓为单体弓,较具备中原地区的武器特点,可为田猎之具。无论那一种都是在暗示西周王室的衰败。将这则童谣强行对应到两个商贩身上,进而联系到一个女人,实在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近些年出土的文献,如清华简就说周幽王是亡于旧王后的母国申国与戎族联合的侵略,钱穆早就指出,烽火戏诸侯为不可能之事,将王朝的兴衰回避社会矛盾归结于红颜祸水,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扭曲。

  秦汉之际有几则特别著名的预言,都与秦的灭亡有关。其中一则是著名的亡秦者胡。据说这则有本应入海求仙药的方士进献给秦始皇的预言,直接刺激了秦始皇修建长城。后来往往把它归结于胡亥。近些年,同样是来自秦汉史料的发现。我们通过新出土的《赵正书》知道,胡亥的继位很可能是正当的,是在秦始皇临终前得到确认的,而不是传统上《史记》记载的李斯赵高的阴谋。进献这则预言的卢生出身燕地,本身临近匈奴人的势力范围,对当时的边防局势有一定的了解也不意外。甚至我个人猜测,这是确实一桩针对胡亥的政治阴谋,只不过没有瞒过秦始皇的眼睛,而背后是扶苏一系和胡亥一系对皇位的争夺。对北方胡人的出击不过是秦始皇顺水推舟而已,这也符合他一贯好大喜功的性格。

  西汉建立最有名的预言则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为六国最雄,自楚怀王困死秦国,楚人与秦人的恩怨最深。在秦国统一战争楚国又是秦国最难缠的对手。即使战败后,相比同样善战,但实力损耗也最大的赵国,楚人的数量最多,其国家集权程度较低,导致地方势力残存也最强,这则预言确实很有道理。以后举起灭秦大旗的陈吴刘项都是楚人。这与其说预言,不如说是对当时六国残余势力的分析,后来的结果也对应,楚国的残余势力确实是六国反攻秦国力量的中坚。

  西汉历史上确实有两次很惊人的预言,一次是著名的公孙病已当立事件,在皇帝的上林苑出现了虫子吃树叶变成了这五个字。这件事准确的预言了汉武帝之孙,废太子之子刘病已死灰复燃成为皇帝。现在看,无巧不巧的在皇帝的猎苑出现这样的事情,而结合当时霍光为使其外孙女上官皇后怀孕而导致其他嫔妃无法进御,汉昭帝始终无后。当时后来的汉宣帝刘询还保持旧名刘病已,虽然还不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但奇货可居,这恐怕是一桩标准的政治阴谋。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而当时流行的秘书“刘秀发兵捕不道”。修订过山海经的刘向父子,其子刘歆依附王莽,曾为避讳汉哀帝刘欣的同音而改名刘秀。传统上也有人认为他干脆是为了替王莽厌胜而改名。结果我们当然都知道,东汉确实是一个叫刘秀的人建立的。刘歆在王莽新朝末年试图恢复汉朝而事败自杀。这则流行的预言,有人认为可能是当时社会上为刘歆政变做的舆论准备。现在的研究认为,汉隶书,季与秀相似,这个刘秀很可能是刘季的转音或误写,刘季为汉高祖的名讳,倒是确实反应了王莽统治下人心思汉这个背景。

  西汉末年,由于当时谶纬学流行,许多儒生皓首穷经,所穷尽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预言书,试图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暗示。建立了东汉王朝的刘秀,早年读书于太学,本人就十分精通于这类预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曾经和自己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展开了一场笔战,堪称空前绝后。

  在和刘秀的书信里,公孙述首先摆出了自己的谶语,引述纬书宣称 “废昌帝,立公孙”,“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又号称春秋里记载鲁国前后十二个国君,西汉这时已经经历了十二个皇帝,所以国运也应该终结了,自己有掌纹奇相,按五行始终的理论,应该当皇帝。刘秀很直接的反驳,前面的两则应该是指汉宣帝的公孙病已事件和公孙述无关,掌纹是王莽的祥瑞,公孙述不过是盗版。本来义正辞严,然而刘秀笔锋一转,居然转述了当时流传的另一则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认为公孙述不合乎条件,以谶语攻谶语。从日后刘秀喜欢和大臣讨论这些来看,他本人至少对这类肢解文字的神秘语言的颇为热衷。当然最终决定天下的是两人在战场上的搏杀,而不是这些预言。

  刘秀引用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在东汉末年,又多次登上历史舞台。汉末第一个称帝的军阀袁术就认为他的名字术是大路的意思,字公路完全对应当涂(途),又刚好得到玉玺,于是称帝,结果却迅速败亡。最后当时著名的方士杜琼和谯周讨论,又把它归结于魏,认为魏象征门阙,是立在大路上的,又高又大。虽然曹丕最终以此符命篡了汉,不过且不说蜀汉还在,曹魏最后也没能统一天下,而是被司马氏篡位,并没能大一统,即使在我们今天的史书里也没有把魏当做一代的。

  两晋时期,社会整体动荡,尤其以胡汉矛盾突出。西晋便宜一隅,北方几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先后兴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玄学大兴,各种宗教、政治的预言异常盛行。

  针对西晋的灭亡,当时的士大夫不去反思自己沉迷于空谈,西晋宗室内乱导致民不聊生,却归结于从晋武帝时开始喜欢各种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物。当时流行的预言据说是“中国必为胡所破”,这应该是一句针对当时流行从椅子(胡床)、服装(胡服),盘子(貊盘),烹饪方式(貊煮)各种外来风俗的一句玩笑话,最终却被用来预言西晋的灭亡。而针对东晋的建立,同样流传一则“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预言。这则预言据说在晋惠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琅琊王司马睿已经是掌握江南实权的扬州大都督,日后以此为契机与南渡士大夫一起建立东晋。从动机来说,这则预言倒很像为八王之乱中偏处一隅的司马睿造势,尤其是东晋建立后,政权不稳定,这样的预言突然被发掘出许多。比如有人找出一句“铜马入海建业期”,司马睿小名铜环,自然应该在南方的建业当天子。当然东晋的建立还有一则,非常古老的预言“金陵王气”。从秦始皇开始,到三国孙吴,至于东晋,今后这则预言还会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翻搅,激起无数英雄豪杰的雄心。然而,我们如果从军事地理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说,南京的地理位置龙盘虎踞,山河险要,又出于长江航道的下游,运输便利,历史上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确实是东南一代的自然的政治经济中心,金陵王气理所当然。

  其实南北朝时期,还诞生了两个日后非常有名的预言。一个是卯金刀为天下,这其实是对汉朝的思念,是对当时乱世的一种质疑。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十八子,这则预言是说“成都北门十八子”。这是对李氏应当做皇帝的一则预言,不过他很可能是有南北朝地方的割据政权—成汉创造的,呼应在四川建立成汉的流民首领李特。这两个预言将在未来翻云覆雨,不断在历史中出现。

  南北朝最终结束于隋朝。中国在隋之后,就不再有谶语和纬书的学问,从南北朝开始南北方统治者厉行禁止这类政治谣言。到了隋炀帝朝分遣使者入天下各道,收缴烧毁,凡私藏着论死。从此谶纬之学支离破碎,不再成为系统。

  隋之后,从前那种从各种古籍纬书中寻找线索,引经据典式的预言,已经不见了,更多是以童谣,诗歌一类的形式存在。比如隋朝著名的“桃李子,洪水绕杨山”这一版本的另一个进化版本为“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似乎受这个预言的影响,唐朝,陶李两姓几乎不婚,避免有谋反的嫌疑。但一般认为其始作俑者,很可能是杨玄感的主要谋士李密。如果从当时的情势来分析,无论李杨都出自关陇集团,为八柱国之后。当时八柱国后人中的,赵氏、侯莫氏衰微,独孤氏为隋朝后族,于氏与宇文氏都是异族,关系密切,元氏本就是西魏遗族不能再起,关陇集团中,只有得到了天下的杨氏和没受打击的李氏,最为实力丰满。这些预言都出现在隋炀帝末年,一旦隋朝衰亡,杨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争夺天下的可能。

  唐朝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武则天有关非常著名的预言为传说太宗朝流行的“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事诛杀了小名五娘子的大臣李君羡。更有说李淳风曾劝谏太宗不可尽杀后宫除去后患,逆天而行。这则预言,现在的研究者有些认为可能是武后朝的附会,也有些认为确实可能有这则预言,且巧合的实现了。由于只有只言片语,又完全和武则天事迹对应,很难说这则如果真出现在太宗朝的预言是什么目的。但女主之祸,其实在南北朝时出现过多次。隋唐妇女地位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比历朝为高,隋朝独孤后对朝政的影响就极大,要说出现女主之祸倒也不是全无根据。但这则预言确实属于历史上未解之谜的一则。

  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许多预言集中在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身上,比如书就记载了一则“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人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简直把整个安史之乱从安禄山起兵,哥舒翰战败潼关,到杨贵妃缢死马嵬坡的情形全部写出来了。不过如此全面的预言,到很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倒像是事后的反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一度由于常山颜真卿兄弟举兵而几乎失去后方,差点败亡。而当时唐玄宗不及时采纳李光弼等人坚守潼关,恢复河北的计策,却下诏把河北鹿泉县改为获鹿县,鹿成县改为束鹿县,改常山为平山,试图靠厌胜之法制服安禄山。这荒唐的举措大有他祖母武则天改契丹叛乱领袖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禄为孙万戮的遗风,结果也差不多,武朝王孝杰二十万大军尽墨,本人身死,哥舒翰被杨国忠逼迫出兵,也是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本人被俘,断送了大好局面。

  在唐之后,五代乱世出现了著名的推背图,据说连赵匡胤兄弟的郡望天水都在上面。宋朝建立之前,流行过点检做天子的预言。这当然对应后周的禁军领袖赵匡胤。很多人认为这是其谋臣赵普等人的手笔,但如果我们考虑五代的政变规律,从唐末藩镇开始,由精锐近卫拥立皇帝完全是当时政变的标准模板。那位因为伶官传而闻名的后唐庄宗死于此。唐末的魏博镇甚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节度使的废立都操纵在节度使的近卫牙兵手上,子孙相传,牢不可破。连后周的建立都是这个模板,这则预言可以说毫无技术性,还不如说是总结。又传说宋朝皇宫不打五更,而是四更拖长,直接敲天亮的六更,据说这是陈抟老祖秘传的预言“就怕五更头”。有人把他对应为赵匡胤烛光斧影,在夜里死的不明不白,也有人认为是两北宋三百年刚好五个庚申年。我个人的看法,这些解释都比较牵强。实际上这应该是五代时防范兵变的旧法子。军队夜袭往往选择在黎明,天色最黑,而光明将到,人经过一夜紧绷神经,相对松懈的时候。五代时为了防止兵变,往往就刻意拉长四更,使叛军内外时间上不一致,不能协同行动,最后突然打六更,使叛乱失去夜袭的意义。这和宋朝日后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以文御武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从五代的经验中学来的。

  宋之后,元明清三朝,随着理学的兴起,正统王朝传统的谶语那套就不太流行了。元朝夺天下是和宋朝苦战数十年而来,倒是辛弃疾确实预言过“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其中的理论,传统上被归结于胡无百年之运。现在看,文明落后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很快堕落腐化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结构和武力优势,以百年为期是有道理了,只有清朝通过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这个命运。而南宋王朝虽然看到了金人的衰败,但自身封建王朝的痼疾辛弃疾也心知肚明,届时已经垂垂老矣的南宋自然忧患更大了。

  明清时期又出现了如烧饼歌之类的预言集成。明朝以朱棣靖难之役中“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为著名。不过明朝文献太多,很多人很干脆的就说这是著名的谋士姚广孝的作品。明将亡时,李自成的谋臣宋献策又翻出十八字主神器的老谶语,可惜闯王山海关一败,还是没能主天下神器。

  清朝得天下,由于以异族得中原,又和明朝血战关外两代人,开国没什么预言,倒是得天下后文士们附会出万历朝,辽东王气儿童多有将相像的传说,和万历梦辽东神人的说法。清初推崇理学,对这类谶语并不在意,雍正就说过这是“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雍正自己还亲自给被贬为杭州将军的年羹尧批示了一条清初就流传的预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条谶语只怕连雍正自己心里也明白,是对清初下江南一系列惨烈屠杀的逆反。嘉湖指杭嘉湖平原,历史上南明曾以钱塘江与清军对峙,建立潞王政权,杭州作为南宋二百年首都,在抗击外族侵略者上有特殊的意义。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一些这些谶语的伎俩。一个是确实发生巧合,历史是有偶然性,巧合是会发生的。比如东汉大将岑彭被公孙述的刺客所杀,当夜驻军的地点就叫彭亡。这样的巧合甚至可能影响了人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还有一类,确实是预言,它来自对事物精确的分析,比如著名的“金陵王气”、楚虽三户、“胡无百年运”、辛弃疾所说“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等。

  谶语的一大类则是强行联系,比如我现在先拿出一条来。“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我如果说预言了唐朝黄巢之乱,黄巢科举落第,举兵反唐一度攻入长安建立国家,“天街踏尽公卿骨”是不是很合适?这则出《汉书·五行志》,汉书说是预言了王莽篡汉,看上去还不如我说的比较像吧。刘秀和公孙述的论战,曹魏的建立的那套纬书都比较接近这一大类。这类谶语或预言往往都比较隐晦,多集中在历代五行志和文人的笔记里,像文字游戏多过像预言,甚至形同文字狱,更像是凸显发现者的博学多闻,往往来自事后的追认,迎合政治需要,作为取富贵的工具。

  还有很大的一类谶语,那完全是来自人造。陈胜吴广的狐狸叫,鱼腹藏书,韩山童的石人一只眼就是最有名的做法。比如之前我们举的“莫逐燕”一条,来自燕王军师姚广孝的杰作。三国里还有关于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卜十日,不得活”完全是指着鼻子骂董太师了。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假造谶语,除掉敌人大将的例子。南北朝高齐名将斛律光就死于北周制造的“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的谶语,北周得知计成后,举国放假狂欢。这类谶语大都非常简单,他自然不需要隐晦,它的第一目的就是最快的传播信息,引起反响。

  还有一些谶语是来自事后的追认,比如西晋灭亡前喜欢胡人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了“中国必为胡所破”的说法。这种用法在北宋末年又来了一次,当时开封的门神喜欢穿着金人重甲的样式,宋灭亡后这被总结为“胡虏在门”。这些马后炮式的谶语不外乎是把王朝兴亡归结于气数。清中期修史可法祠,对联传说就是史可法扶乩降神所写“一代兴亡归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清初激烈的抗争,扬州十日的悲惨就这样被气数轻轻掩盖过去了。

  为什么这类谶语能在历史上不断的兴风作浪,甚至常常引发巨大的浪涛呢?人在未知的命运,尤其是世道混乱之时,确实容易迷惘和需要领袖与希望。谶语正是抓住了这种心态。而一些当事人甚至深信不疑,身死不顾。比如前文我们说到的公孙述,汉兵已经杀到成都,两军决战,还要特意翻看占卜书,看到“虏死城下”一条,才派遣大将出战。结果被汉军大破,部下投降,自己倒是真的灭亡在成都了。这和王莽的死法都很接近,王莽也喜欢这一套,改变官职,地名等用来厌胜,到了要被起义军攻入都城了,还调整座位呼应北斗,手持尧帝匕首厌胜,向老天哭诉自己的祥瑞。这样的心态,除了穷途末路将希望寄望于虚无缥缈之外,有些可能来自既视感与记忆错乱。现代心理学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人可能是会自行剪切记忆片段,造成某件事情,我曾经见过的幻觉,将之归结于前世,归结于某个梦境。这是真实存在的心理学现象,这种现象为这类谶语提供了不断滋生的温床。正因为谶语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相当有效的煽动性,其时代的变化也非常明显。比如汉亡后,流行卯金刀,隋唐后则十八子之说不绝于耳。到了明朝灭亡,又被加入了保辅牛八这样的预言。这些都是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传言,与其说预言,还不如说是社会思潮的直接体现。古人虽然把荧惑守心,童谣示警神秘化,但从诗经采风的原意来说应该是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尚书·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与推崇神秘主义的商人相比,奠定了今天华夏文化基调的周人更讲求唯物。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看,谶语不是神秘莫测的,它都有自己是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绝不是真的天上的荧惑星下凡,引发的天人感应。古人都能有这样的态度,今天我们更应该擦亮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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