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西晋编户齐民制度的崩塌与五胡乱世

  哪怕不能位列大一统的仙班,但只要占据淮河以北的大片平原地区,就可以免于只有半个天下的指责。但晋王朝却是这个严苛标准下的幸运儿。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乱世之中的黄河两岸,都无法提供一个将他们挤兑出正统序列的势力。所以,哪怕蜗居建康一隅的他们,其实是自己去转动毁灭之门上的钥匙。也可以在事情过了不久之后,直接渲染其自己的悲壮角色。

  虽然我们不想把线索挖掘的太深,但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还必须从它之前的两汉说起。

  在汉帝国如日中天之际,居于边境地带的蛮族便不断的向帝国的内地迁移。这个进程本身,是连最崇尚打仗开边的汉武帝都无法拒绝的事情。因为更多的蛮族可以为帝国提供额外的赋税与劳动力。域外的新技术,在人口较多的内地扎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产业升级。区别仅仅在于用什么方式来拥抱内迁的蛮族,以及蛮族会用多少实际贡献来回馈皇帝的投资。

  大家熟悉的五胡,就是在这样的逻辑发展下,逐步进入中原帝国的控制区。当时的文人官吏,根据模糊的对外认识,将他们按照地域、语言和旧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粗糙的区分。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划分,就此形成。实际上所谓的鲜卑,本身就包括了大量过去依附匈奴的部族。而羯人也有过从属匈奴的经历。至于氐和羌,都是羌人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明显分属不同的家族系统。

  在五大蛮族势力中,最早内迁的就是成员众多的匈奴人。经历了汉武帝时代的高强度战争与天灾,分崩离析的各部落,开始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分。其中南匈奴为寻找对抗同胞的筹码,而向汉帝国示好。在多年征战中损失惨重的汉帝国,也想拉拢更多盟友。因此,汉朝欣然接纳了南匈奴的内附请求,顺便利用他们为自己守边。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羌人的身上。他们过去大都是居住在河西走廊以南,并与匈奴有过结盟。虽然在汉武帝时期被降服,但出于对派驻官吏的忍无可忍,羌人最终在东汉掀起了大规模。到了汉朝末期,大量的羌人同南匈奴一样,逐渐进入东汉的疆界。前者居于陇西诸郡,后者则到达晋陕北部居住。

  这些蛮族势力的内迁,同样带来了源自西域的羯人。他们极有可能是匈奴征服西域后,用当地小国人口和战俘,重新组织的附属部落。也可能是原本就生活在河套附近的印欧部落,隶属于强势时期的匈奴。伴随着匈奴霸权的崩溃与南匈奴内迁,他们很快也随之内附。

  最后,在公元2世纪中期,又有数万人鲜卑人分三部向汉地扩散,散居于各地。至此,五大蛮族势力的内迁依附局面已初步形成。

  当五大蛮族势力逐步内迁到汉朝的边境郡县后,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越往内地深入,就意味着越有可能规避北方的脆弱生态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是汉地郡县化管理,也会逐步加强。能保持原有部落组织与生活方式的空间,非常有限。小股迁徙的结果,往往意味着部落解体,成员被编户齐民。

  好在,汉末的乱世给了各大蛮族以喘息之际。尤其是在黄巾军起义和各地军阀混战开始后,具备更强战斗力和更低组织成本的蛮族士兵,就成为了各方都需要的香饽饽。

  例如,靠吞并大量黄巾军残余人员做大的曹操,就经常用青州屯田兵的产出去招募边境上的蛮族士兵。这些外族武士很难被曹操的同文化政敌们轻易收买,战斗力也明显高于郡县民兵一筹。所以,尽管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力来源,却有着类似一锤定音的中坚角色。

  至于退到巴蜀去搞复兴汉室运动的刘备集团,一样少不了雇佣或征发山地的羌人当兵。缺少骑兵资源的他们,除了对人口有限的羌族索取无度,还要从南中的滇国招募当地的马匹和武士。诸葛亮出兵南中,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与蛮族勇士。他拼死都扶不起的刘婵,则因为这样的黑历史而根本不敢退居南方再坚持一阵。

  就是看上去距离五大蛮族最遥远的孙权,也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到了东南山区的山越头上。当从南蛮那里得知东方的海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岛屿,孙权毫不犹豫的派出了第一支去往台湾的船队。

  正是这样的乱世,让蛮族势力与内地汉民之间的距离,被史无前例的拉近。擅长搞编户齐民的各地军阀,都以更大规模与更深的程度,利用其手里的蛮族资源。对于抵抗较弱的部族,往往尝试进行郡县化管理。让他们也成为自己屯田机器上的一节电池。对于地域较远,抵抗也较强的部族,则以各种手段招募兵士。让依然保有较强武德的蛮子,为自己打下更多的郡县。

  经历了三国时代的变迁,五大蛮族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同刚刚内迁时,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他们中的个别精英,被吸纳进入中上层。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普通人口,则在保留部分旧习俗的前提下,成为了编户齐民中的异类。

  官府总是尝试对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户口检查,以便在收取税赋时,也能一个不拉。但也会注意有所保留,防止对养成武德的部落习俗,进行不必要的摧残。

  公元3世纪后,司马家族的西晋王朝,结束了汉末到三国的漫长乱世。本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新时代原则,对五代蛮族势力的郡县化改革,终于开始加速。

  由于觉得自己不再需要依仗蛮族士兵,地方的税吏们不仅要对部族征收税赋,还以各种手段进行敲诈和恐吓。如果不愿意被强征到其他地方当兵,就有被卖为奴隶的危险。许多规模较小的部落,就这样被彻底打散。而规模较大的部落,虽然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却还是架不住日益繁重的压力。

  当然,司马家族的另一项制度设计,也非常重要。吸取了曹魏宗室疲软的教训,西晋从完成大一统后,就将皇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作为地方藩王。他们或许看到了西周封建与汉初同姓王的有点,却忽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基础已经完全变味。于是,在八王之乱的烽火燃起之后,五大蛮族为主的外族部队,又突然成为了混战各方的香饽饽。

  公元307年,八王之乱的浩劫,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而告终。连年的战乱加上天灾人祸,促使大量流民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方各州的流民约有百万之多。西晋的统治者却仍想着用编户齐民时的政策来立刻恢复秩序。他们下诏,逼迫流入梁、益二州的流民,必须在7日内立刻返回故乡。流民们苦苦哀求,也没有换得一点通融。

  在这样的环境中,保留了些许部族组织的蛮族人口,成为了自动吸纳流民加入的凝结核。

  早在八王之乱结束前的公元303年,氐人出生的李特,就在西部边境组织了反抗西晋王朝的义军。很快,失去组织控制,又走投无路的汉人流民,开始大量加入他的队伍。李特就利用这支庞大的力量,攻占了整个巴蜀。虽然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汉人,却依然被后世看做五胡乱华的开始。

  在李特起义开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接连爆发起义。其中以羯人石勒和匈奴人刘渊的势力,最具有代表性。这两人截然不同的出生,也是这场东亚版蛮族入侵的两种模式体现。

  石勒出身于贵羯人的贵族世家,父亲原本是部落的小帅。但作为不够庞大的部族,他们在西晋开始的强化管理下,已经组织崩坏。所以,到晋惠帝末年,石勒就因并州饥荒而出逃。最后,不幸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为奴隶贩卖。选择跑路的他,后来又被官军追捕。无路可走之下,只能聚集了18名各族盗匪,开始了流亡生活。

  公元305年,石勒带已经可以带领几百人去投奔公师藩。2年后,自称扫虏将军的他,又召集更多流民参加起义。声势壮大后,先夺邺城,又攻衮州。这一连串的攻击引来了西晋官军的注意。双方在东武阳展开会战。最终,依然不够强大的义军大败,石勒只得前去投靠匈奴人刘渊。

  相比小部落被压力拆散的石勒,刘渊可谓是当时五大蛮族势力中的佼佼者。刘渊的祖父是南匈奴的单于,父亲则是匈奴的左贤王。至于他自己,也一直在西晋军中效力。八王之乱中,他被成都王司马颖封为宁朔将军,监察五部南匈奴。这种出生不仅决定了他有足够的号召力与实力,也对西晋内部的具体虚实有很深刻的认识。

  不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族群的责任,刘渊都想要改变糟糕的现状。而八王之乱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旧的编户齐民秩序,已经突破了压力的零界点。

  于是在公元304年,他接受左贤王刘宣的建议,称大单于并起兵反晋。刘渊的起义发展迅速,队伍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壮大到5万人。除了原先的匈奴旧部,大量汉人流民的加入,是他迅速崛起的根本。在自知有实力争夺天下后,刘渊便一改当初的大单于称呼,自称汉王。这可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汉人支持,本身也有匈奴贵族长期与汉室公卿联姻的历史依据。

  并州刺史司马腾得知这个情况后,派遣2万大军前去。结果,失去蛮族士兵支持,又自身退化严重的官军,被刘渊轻松击溃。知道大势已去的司马腾,只得仓皇出逃,把并州丢给刘渊。很快,刘渊又接连攻破太原、中都、平阳等地。

  正当这位匈奴出生的汉王冉冉上升之时,又有石勒、王弥等起义军将领率部归附,可谓如虎添翼。于是在公元308年,刘渊改称皇帝,定都平阳,国号为汉。这样,不仅有大量残存的蛮族人口和汉人流民归附,连很多已经对西晋失望透顶的官军势力,也开始加入进来。

  第二年,刘渊得到西晋的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再添一员猛将的他,就以朱诞为先锋,辅助刘景向洛阳进发。大军先克黎阳,又在延津击败晋军。但在同年8月,他们被弘农太守的诈降计策击败,被迫撤军。不甘失败的刘渊还未等到冬天过去,就再派刘聪、王弥、刘景等人率5万骑兵继续进攻洛阳。为确保进攻不再受挫,又命呼延翼率步兵跟进支援。

  很快,刘渊的大军就顺利抵达了洛阳城下,却发现坚城难克,而冬季的粮草供应又非常困难。于是大军再次被迫撤退。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刘渊还是没能亲眼看到灭亡西晋的那一天。次年7月,他就在军中病死。

  直到刘渊病死,西晋虽千疮百孔却仍是死而未僵。不过,刘渊的死并不不会影响大势发展。他的四子刘聪已,经继承父亲遗志,在杀死长兄刘和篡位后,再度征讨西晋。不过这次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没有直接强攻洛阳,而是先绕过此地,寻求削弱周边地区的办法。

  于是,刘曜与王弥率4万大军在梁、陈、汝、颖四地之间周旋,攻陷了各种壁垒100多座。与此同时,石勒所部则在中原连陷30多座壁垒,攻打襄城、许昌等地。

  这一连串的外围攻势,无疑是非常致命的。西晋皇帝司马越,就因此被迫放弃洛阳。原因也非常简单,首都洛阳本身根本无法供养庞大的宗室与官宦人群。外围的物资供给出了问题,城里很快就难以为继。

  就这样,在公元311年3月,司马越在撤退途中病死。大军继续溃退,不料行至苦县时被石勒的部队追上。仓皇逃跑的晋军,根本毫无战意。石勒不过派遣轻骑围射,便使得晋军阵脚大乱、互相践踏。最终,晋军10余万人全军覆没。这一失败彻底葬送了西晋最后的野战主力。此后,石勒势如破竹又消灭世子司马毗及宗室48王。

  事已至此,孤城洛阳已是瓮中之鳖,西晋王朝本身更是危如累卵。志在必得的刘聪,在同年5月派大将呼延晏率军2.7万人,进攻洛阳。大军在野战中连续击败守军12次,斩敌3万人,顺利抵达洛阳城下。刘曜、王弥、石勒等部,此刻也赶来与呼延晏会师。6月,联军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至平阳杀害。

  首都沦陷后,西晋的雍州刺史又在长安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公元315年,刘聪派刘曜进兵长安。他们在长安四周的冯翊、上郡作战,企图重施故技,先行拔掉四周的援军以孤立围困长安。自知形势危急的司马邺向南阳王司马保求援,却迟迟得不到援兵。结果长安在刘曜的围困下面临粮荒。

  次年7月,刘曜进攻北地郡。再也无法忍受的3万晋军,选择出城驰援。得知此事的刘曜,绝不会放过这样歼灭敌人的绝佳时机。于是他派人绕着北地郡点火,再派人传播假消息让援军以为城池已破。晋军因错信假情报而军心动摇,结果被刘曜一举歼灭。乘胜追击的刘曜,又夺取了泾阳。至此,长安已完全在刘曜的掌握之中。

  9月,刘曜攻克长安外城,残余晋军只得在内城困守。11月,粮草告罄的晋军再难抵抗,晋愍帝司马邺宣布投降。

  随着洛阳长安城破,晋帝国在北方的统治基本上便宣告结束。但这一切,仅仅是新一轮大规模洗牌的开始。越来越多的“蛮族”,将以浪潮般的凶猛之势,不断摧垮北方各地的编户齐民体系。在西晋王朝的废墟上,会先后出现16个大小不一的政权。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从这一刻开始。

  后世的很多文人墨客,在回顾永嘉之乱的混沌时,总免不了自动脑补政治正确的华夷之辨。然而,永嘉之乱中的大部分义军,其实都是以汉人流民为主。唯一可以说明他们是夷而非华的标准,可能就是脱离编户齐民的管制。而即便是那些牵头或参与其中的蛮族后裔,大部分其实也出生在西晋地界,并且有相当部分曾经被算入编户齐民之列。所以,将这些暴动的饥民算成蛮族入侵,显然不太公平。

  尽管很多事情的源头,并不从他们手中开始。但还是他们自己将平衡点彻底打破,弄得结局无法收拾。编户齐民从本质上而言,是管理学上的美好理想。但在这个不存在百分百的世界里,强行保持高压秩序,结果往往只会是加速崩溃。

TAG标签: 永嘉之乱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