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大智慧办理学校育人为本

  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明朝朱元璋的故事,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看过关于朱元璋的电视剧,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朱元璋。

  人才是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是关键。作为领导者,就应当承担起培养人才的使命。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重视人才,重视读书,认为读书可以使人“知古今,识道理”。在他看来,吏虽然熟悉各种规章制度,长于办事,但因读书太少,故道德素质低劣,舞奸弄法,既害人,又害己。他曾对大臣们说:“再驽劣的马匹,加以鞭策也可以到达远方;再朴陋的木材,加以斧削也可以派上用场;再愚钝的人,加以教导也可以成才。现在这些吏胥,就是因为读书过少,所以犯罪的较多。

  从今以后,各部门的官员,遇有闲暇,就把自己辖下的吏胥们召集起来,或讲解经史,或论说时务,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与吏胥们相反,儒士们大多饱读诗书,但又存在缺乏实际技能、办事能力不高的缺陷。在朱元璋招揽任用的众多儒士中,就有不少人书本知识丰富,办事能力低下。大名鼎鼎的学者宋濂就是一个例子。在任命宋濂为翰林学士承旨的诰文中,朱元璋直言不讳地说:“你虽然博古通今,可惜遇事却无所作为,总是不能做出决断。如果让你检阅典籍,你的才能绰绰有余,但若让你办理实事,你的能力却甚有不足。”这可以说是朱元路儒士们的一个总体看法。

  朱元璋急需一批专业化、正规化、理论强和办事能力又高的人土,来更好地捍卫大明江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大力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培育人才。在朱元璋看来,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曾对教官们说:“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山是树木丛生的地方,河是流水汇聚的地方,太学是出产人才的地方。要想树木繁茂,必须培育它的根部;要想流水不涸,必须疏浚它的源头;要想人才有成,必须培养他们的德行。如果不加培养,就期望他们成才,这正像堵住源头却想让水流,砍伐小树却想得到大木,这怎么可能呢?”正因为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套教育系统。他建立的教育系统,由国学、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卫学等构成,从京城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无不立学。

  值得注意的还有,早在龙凤五年(1359年),朱元璋在攻取婺州后,即设立郡学,这是朱元璋设立的第一所地方性学校。建国以后,他决定在全国各地都“设学校,以作养士类”。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说:“学校教育,在元朝时弊端丛生,名存实亡。朕常说治国之要,教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现在京城虽已有太学,但全国各地尚兴办学校。应当让各郡县都建立学校,礼聘教师,教授学生。这是最要务,必须迅速办理。”在这一诏令的促动下,各府、州、县的学校肪立起来。朱元璋还把学校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主要指标,凡无兴学之绩者,均视为不合格。按照规定,府学设有教授,州学设有学正,鼻学有教谕,负责管理学校,教导生员,此外还都设有训导数人,的的教贺学正、教谕进行工作。学生人数,最初定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朱元璋怕阻碍人才,下令增广,不限额数。

  为了进一步普及教育,朱元璋还下令在全国设立社学。当时各地都设立了多所社学,如济宁府建立社学数百所,苏州府每50家立社学1所,城乡共建立社学737所。社学事务起初也由官府管理,有些地方官借此扰民,朱元璋有鉴于此,曾一度停罢社学。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再次下诏广设社学,特别规定“令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有司不得干预”。

  在部队中,朱元璋也建立学校,开展教育。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在辽东始设都指挥使司儒学,又在岷州始设卫儒学,后来其他都指挥使司和卫相继效仿设立,到洪武未年,军队系统的学校已有多所。

  另外,有人认为边境地区没有必要设立学校,对此,朱元璋认为:圣贤教育就好像是天,天有风雨霜露,天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普受遍及,圣贤教育也同样要无处不施。”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朱元璋也设立了一些推行儒家教育的学校。

  朱元璋所创办的学校种类也是很多的。众多的学校自成一个体系,构筑成了明代教育系统。

  在朱元璋所办的学校中,国子学是最有影响的,国子学是国子监的前身。龙凤十一年(1365年),朱元璋在元朝集庆路学旧址上创建了国子学,是为明代国学之始。建国后,因初创时规模比较狭小,朱元璋几次下令增筑学舍。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学官。

  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学事务,相当于正、副校长;博士负责讲授经书,督课学业,是主讲粮师;助教、学正、学录,分别负责训诲六堂(国子监学生分别在率性、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学习)诸生,是辅助性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国子监的学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包括官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以官员子弟为主。民生是民间子弟,有贡监和举监之分,贡监是指从府、州、县学选送上来的岁贡生员,举监是指保送到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举人。这些人多是民间的聪慧优秀之才。

  起初,国子监中的官生占了大多数,民生的数目很少,但是随着明朝政府内部功臣数量的大大减少以及由于朱元璋有意控制官生的数量,到了后来,民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国子监就渐渐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由教育贵族子弟的场所变成了培养民间子弟做官的教育机构。国子监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据当时记载,最多的时候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年),生员人数一度高达8124名。

  国子监建立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员职前培训制度,试图让儒生们在正式做官之前,通过实习增长一些实际知识和技能。由于明初大量宫员是从国子监或通过科举选拔的,所以当时的官员职前培训,也分为两套系统,这就是国子监生历事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建立,是朱元璋改革教育体制的一大创举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经常派遣国子监生去办理一些实际事务。如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差派监生和秀才们到北方地区丈量田地。次年,又挑选了一批国子监生,让他们到各地去巡视,凡是称职的,在完成任多命时,朱元璋就直接擢升其为各行省参政、各道按察使、佥事以及等官,不少人由学生骤成大僚。到洪武五年(1372年),又选拔了一轻举人以及贡生入学读书,朱元璋赐以衣帽,让他们到各部门“先习吏事”,称为“历事监生”,这是明朝“历事监生”之始。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监生历事并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多属临时差遣性质,对历事的时间、地点以及考核办法等都没有明确规定。

  如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国子监生王铎试任监察御史;洪武八年(1375年),从国子监选拔三百六十名“年长学优”的学生到北方各地任教;洪武二十年(1387年),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清查田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选拔国子监生方文等六百三十九人,临时担任御史职务,到各衙门中查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选派国子监生到全国各府、州、县,督促当地官吏兴修水利。

  到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下令把年长的监生都分拨到各部门历练政事,非经历事者不授予官职,监生历事由此成为固定制度。监生历事每满三个月,由所在衙门长官和国子监学官共同进行考核,考核结果要奏报皇上。

  凡考核被定为勤谨的,将名单记入吏部的选官簿,仍然留在该衙门历事,遇有官缺,吏部从名单中依次取用;考核被定为平常的,继续历事;考核被定为才力不及的,送回国子监读书;考核被定为奸懒的,则罚充吏胥。虽然规定满三个月考核勤谨者就获得出仕资格,实际得到官职还要等待很长时间。监生历事一般都要在一年以上,多至两三年者也很常见。

  一方面,国子监生们从小以读书为务,长期生活在学校中,对世道人情不怎么了解,没有沾染上多少官场风气,办起事来比较公正、认真,敢作为,让他们去办理支量士地、制册和鱼鳞册、平理狱讼、清案牍、清理军籍等长期积留下来的棘手事务,容易使问题获得比较彻底的决。

  另一方面,国子监生是明初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这些人缺乏实戮经验,通过历事,可以熟悉各项政务和有关法律规章,增强理政办事钠能力,这样一旦主政临民,就可以很快进入角色,不至于举措失当,既可咳少不必要的失误,又可提高行政效率为了保证监生在各衙门中真能学到些东西,不致荒嬉虚度,朱元璋还制定了一些条规。如规定:监生到各部门后,各部门官员要教导他们学习政务,不可让他们办理无足轻重的杂事;监生不可无故旷职,旷职三个月者发回国子监肄业,半年以上者罢黜为民;监生白天在各衙门上班,晚上必须回国子监,不得在外住宿,违者痛加惩责。朱元璋还曾亲自到监检查历事监生是否都按时回监。

  在监生历事制度下,学生们“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事各司则俾其习官政”,这不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受到明清时期不少学者的赞扬。

  进士观政制度,是朱元璋完善科举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朱元璋严设科举之初,期望能通过这一途径得到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可是不久,朱元璋就发现,通过科举录取的进士,文章虽然写得漂亮,实际能力都比较低下,所以他宣布暂停科举,而且一停就是十年。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朱元璋彻底明白,不论通过什么途径选拔人才,期望得到的(德都兼备、文与政都优长,是不现实的,人的办事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下令重开科举,同的了进士观政制度,试图通过对新科进士们进行职前培训,解次或缓和由书生骤然变成官员所必然会产生的能力不足问题。在官员的能力问题上,师资队伍也是重要的,因为师资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教学质量的优劣,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朱元璋非常重视。洪武六年(1373年),礼部奏请增广国子生名额,朱元璋说:“应当先选择国子学官。教师得力,培养教育才会有效果。如果教师素质不高,学生再多,又有什么用处?瞎子不能辨别颜色,聋子不能辨别声音,学者如果没有名师传授,也就像不辨声、色的聋子、瞎子一样。

  前代学者能够出来建功立业,虽然有天赋好的原因,教师的造就之功,也不可没。后世教师不懂得教导之道,学生不懂得学习之道,一味地背诵典籍,缺乏实际才能。

  现在民间子弟,可以选拔到国学来的有很多,但如果没有品德端正的人士做他们的楷模,要想造就成材,是很难的。有一句话说:‘务学不如务求师。’现在祭酒缺人,你们要为朕广泛访求天下名士,有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堪为人师者,奏报上来,以供选择。”在教育问题上,朱元璋不仅重视南方教育,还特别重视北方的教育,因为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的文化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到明朝初年,在遭受长期战乱的破坏之后,北方教育十分落后。为了尽快提高北方的教育水平,朱元璋采取了不少措施。洪武八年(1375年),他命人在国子监选拔优秀学生,分派到北方任学官,他指出:“北方在战乱之后,很少有人务学,想在那里寻访学识通达的人士,是很难得的。

  现在太学的学生当中,有不少年长学优的人,你们要认真选取,让他们到北方各府、州、县任教,以促进教育,培养人才。”最后,共选拔了366名学生,朱元璋赐给膳食、衣服,为他们壮行。朱元璋还数次向北方学校颁赐书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指出:“北方自战乱以来,经籍残缺,学生们虽有良好的资质,可无书可读,怎么去了解圣人之道?”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再次大规模赐书。

  他谕礼部说:“农夫没有耒耜,就无法耕作;工匠没有刀斧,就无法工作;士人没有书籍,就无法学习。朕念及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读书者,往往无书可读,所以曾下令颁赐《四书》《五经》,但诸子、历史等书,当时未曾赐予,现在应由国子监负责印刷颁发,国子监未备的书籍,可人到福建购买,以供颁赐。

  在教学内容方面,明初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朱元璋认为这些书是修身、齐家、洽国、平天下的大经,要求学生熟记于心,深刻领会。朱元璋自己喜欢读书,涉猎面较广,有时见到好书,也推荐给学生们阅读。如他在读过汉代刘向撰写的《说苑》后,觉得此书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是道德教育的好教材于是下令让国子生阅读朱元璋还开设了法律课。他认为,通晓律令一方面可以使人知所警戒,减少犯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做官理政的必备素养,所以他把《大明律》《大诰》指定为学校教材,要求学生们熟练掌握。学生们还要练习书法,学习写作各类公文。此外,学生们还要学习算术知识,要求通《九章》算法。朱元璋希望学校培育的人才都能兼通文武,因而要求学生们学习射箭,他说:“古代的学者,都是文足以经邦,武足以酸乱,所以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现在虽然天下太平,你们以学习书本知织为主,但也不可对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窍不通。”总体来看,宋元璋反对学教学以记诵为务,要求培养出有实际从政能力的人才。

  在现代社会,一个团队培育人才的方法,无非就是对个人进行有载训。培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它不仅可以丰富专业知识,增强技能熟练度和改善工作态度,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还可以增加个人对工作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动力感。

  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团队来说,都要充分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让培训既能有利于个人自身的发展又能给团队带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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