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一:建都北京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制正式结束。次日,孙中山履行先前“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的承诺正式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举袁世凯为新总统人选。在辞呈中,孙中山还提出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在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任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定都南京,就是希望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革命气氛浓厚的南京就职,受到革命派的监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革命成果。

  然而,孙中山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在南京和新总统到南京就任之议一出,首先反对他的竟然来自自己阵营。当日,章太炎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反对建都南京。他列举了定都 “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并从地理形胜、历史文化、边疆安定、政权巩固和财政建设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建都北京的优越性,要求孙中山和黄兴“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他甚至还致电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公既为参议院公举,请即就职,以顺舆情。惟建都当在北京。”除章太炎之外,革命营垒里还有一些人也不赞同孙中山主张。南方军队中部分高级将领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李燮和、洪承点、蒋雁行等也以“南京联军参谋团”名义发布通电主张统一政府地点宜设在北京。而同盟会员占大多数的临时参议院也不支持孙中山。2月14日,临时参议院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了临时政府设在北京的议案。对此,孙中山、黄兴十分愤慨。孙中山当即批评参与提出议案的同盟会籍参议员,并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提出复议。黄兴甚至宣称,若再不按孙中山意愿行事,将派宪兵将议员绑了出来。经孙、黄反复做工作,参议院方于次日以19票对7票的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

  尽管临时参议院最终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作出了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的决议。但社会各界对此却早已意见分歧,由是引发了一场定都之争。

  反对最力的当然是袁世凯集团。早在2月11日,袁世凯就在致南京临时政府表示赞成共和的电报中,曾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作为其定都北京的“依据”。15日,他致电孙中山称,若不定都北京,他将宁愿“退归田园”。16日,他邀见在京的各国公使,请列强支持其定都北京的主张。21日,袁世凯再次致电孙中山,坚拒“舍北而南”之议。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及其民社也不赞成定都南京,却提出定都武昌的主张。20日,民社发出通电提出:“建都问题,南京非宜,已成舆论。……折中定制,莫若武昌。”24日,湖北省议会作出了“请以武昌为国都”的决议。27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袁世凯也弹起了建都武昌的论调:“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管全国枢纽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黎元洪也看到了当时要想实现其定都武昌的愿望是不可能的,故又退一步说:“窃谓为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借消隐患。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中定策,莫此为宜。”虽然黎元洪以退为进想达到最终建都武昌的目的,但当袁世凯表示执意不肯南下时,就不敢再坚持己见了,遂改变口径,声明赞同定都北京,称袁世凯定都北京的主张是“老谋硕划,无日不为国计安全”,并通电各省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社会上其他拥袁的政治势力更是纷纷活动,支持建都北京。2月21日,中华民国联合社、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个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并要求他转告黎元洪、各省都督及谘议局:“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希望他致电抗议,“以全大局”。庄蕴宽立即通电全国说:“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之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

  民国初年的这场定都之争,自然也引起了蔡锷的高度关注。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后,蔡锷甚感欣慰,认为,“从此共和确定,可为民国前途贺。”他希望北方国民共享共和之福,随即致电袁世凯说:“粤军都督致袁公电,请遍悬民国军旗、下令限期剪发、宣布民国成立三端,系为统一政令起见,敝处极为赞成,尚望袁公照办。”

  在这场定都之争中,蔡锷主张定都于北京。他的理由是,“建都燕京,可以控驭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倘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诚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瓜分侵蚀之心,黄河以北扰乱破裂,甚非民国之利”。因而,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希望不要争论,“早定大计”。

  稍后,蔡锷再次致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重申自己建都北京之议:“共和成立,南北一致。惟建都之议未定,内则人心摇惑,外则强邻窥伺,大局岌岌可危。前陈建都北京之议,未审达否?伏望统筹全局,早定大计。至北京积弊,亦诚如议者所云,应请袁公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大局幸甚。”

  然而,意见当意见,争论归争论。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派出蔡元培、汪精卫、魏宸组、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迎袁南下就职专使团2月21日由上海启程赴京。27日,专使团抵京,袁世凯以最隆重的礼节,大开正阳门欢迎专使团成员,并公开表示愿赴南京就职,还与蔡元培等人商谈了南下就职的路线问题。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

  但就在29日晚,北京东城、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原来是驻北京的曹锟北洋军第三镇发生“兵变”,乱兵持枪闯入各商店到处抢劫,纵火焚毁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甚至持枪闯入专使团的驻地,吓得专使们纷纷仓皇出走,分头躲避。第二天,“兵变”很快又蔓延至保定、天津等地。3月1日,袁世凯和蔡元培分别致电孙中山,告知了京津保“兵变”详情。3月5日,蔡元培等再次致电孙中山建议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袁世凯可在北京就职。

  为了顾全大局,孙中山最后也不再坚持己见,只好致电蔡元培,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在这样的形势下,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六条办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3月10日下午,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锷获知后即致电袁世凯:“欣审已宣誓就大总统之职,钦幸莫名,谨肃电贺。”至此,民国初年的定都之争才告一段落。

  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建都之争中,蔡锷主张定都北京是明确支持袁世凯。事实上,蔡锷完全是就事论事,主要从有利于实现南北统一和治理新生民国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并非有意要支持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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